刘敏表示，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实施对市场主体准入、经营、退出的全流程监管，市场主体信息归集、共享和应用以及建立市场主体信用档案等方面都具有良好坚实的工作基础。市场监管覆盖了食品、药品、广告、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价格、质量安全、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对信用监管有着迫切的履职需求和广泛丰富的应用场景。

      她指出，持续优化升级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功能，有力支撑市场主体信用监管体系建设。2017年市场监管总局全面建成公示系统，实现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统一归集、集中公示、形成全面覆盖各类市场主体的全国一张网。近年来，持续推进公示系统升级改造，不断提升系统的稳定性、便利性，公示系统已经成为反映市场主体状况的晴雨表，成为服务市场主体、规范交易活动、监管市场行为的重要工具。

      实施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推动市场监管精准有效取得重要进展。2022年1月经国务院同意，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关于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的意见，全面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工作。优化监管资源配置，进一步提升“双随机、一公开”等监管功能的效能，推进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实现市场监管科学性、靶向性、有效性。

      “截止到目前，全国累计提前移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200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227.71万条、恢复个体工商户正常记载状态911.69万户，支持引导相关失信主体重塑信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刘敏还表示，过去存在失信的主体通过这些措施使其重塑信用，激发它们的市场活力，效果凸现，也深受各类市场主体的欢迎。

      刘敏透露，将持续推动市场主体信用监管制度创新，全面夯实制度基础。着力构建全环节全链条全流程的信用监管闭环管理体系，在信用档案、信用合规、信用承诺、信息公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强制退出和信用修复关键制度基础上取得新突破。

      王伟在会上表示，当前信息技术革命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运行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呈现出高度数字化、平台化、制度化的发展。

      王伟表示，社会信用立法要关注信用建设的发展趋势，信用立法是信用法制的前提和基础。当前信用立法中要关注信用自身的运行和发展的趋势，重点要关注四个方面：体系化、制度化、数字化、社会化。

      他表示，社会信用建设要注重体系化，重在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打造一套有助于推进社会信任的网络系统。各个国家目前都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从狭义信用向广义信用发展，例如信用经历了伦理道德层面信用向制度层面信用变迁的过程，经历了个体信用到强调企业公司、社会组织司法信用的变迁。目前，中国信用体系建设来看，确立了广义信用格局，涵盖了社会各个领域，社会信用立法必然要涵盖广义社会信用格局。

      他认为，当前，信用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在不断优化信用治理的效能。通过制度化、法律化的方式推进社会信用建设是发达国家和地区非常重要的一项经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赖于良好的制度建设。

      在王伟看来，信用机制在数字经济领域也不断得到应用，不断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司法角度而言，电子商务法、民法典明确了信用机制推动经济尤其是数字经济发展的要求，信用监管对数字经济对平台企业治理也将产生深刻影响，出现信用机制推动信用机制发展，朝着数字化方向变迁的机制转变。

      他还表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复杂的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实现社会普遍参与、合作、监督，实现社会共治。按照社会共治的理念实现共建、共治、共享，需要动员企业、社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等众多主体参与进来。社会信用立法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革的需要，主动适应信用发展要求，在法制轨道上推进信用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