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邓毛颖在介绍信用体系建设成果时表示，广州信用体系建设坚持做好基础支撑，从建设平台网站、完善信用数据归集共享机制、开发“嵌入式”信用信息一键查询数据接口等多方面出发夯实信用体系“四梁八柱”，提升信用信息枢纽的载体和服务功能。

      据介绍，广州累计归集信用信息数据总量超过71亿条，实现全市常住人口和企事业单位信用记录全覆盖。为便利信用信息服务，“穗好办”APP上线了公共信用信息全生命周期服务，实现了信用信息“指尖查”，异议申诉“零跑动”，信用预警“云上送”。

      通过信用体系建设推动“放管服”改革，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是很多信用体系建设领先城市的重要做法，主要体现在应用信用手段有效衔接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推动政府监管更加精准。

      杭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振峰介绍，杭州结合数字化改革，把信用应用和监管执法有机结合，搭建基于信用的数字驾驶舱，以信用评价结果定位高风险市场主体类型，实现守信无事不扰、失信重点监督的精准靶向监管模式。

      在杭州，行政执法部门对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开展分类监管，信用优秀的实施免检举措，对信用方面存在问题的加强检查力度。在政府采购领域推行合同履约信用评价，评价优秀的企业免收履约保证金。

      广州市越秀区在创新信用应用赋能政府靶向监管上也有积极成效。广州市越秀区委副书记罗光华介绍，越秀运用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和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创新打造企业信用码，以绿、黄、红三种颜色为辖内23万市场主体标识信用状况。一方面为守法诚信企业建立“包容监管企业库”，依法依规实施触发式包容监管，只有当企业达到高风险、较高风险等级才被纳入抽查名单；另一方面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并依照清单采取轻重适度的惩戒措施，确保过惩相当。

      政务诚信也是优化城市营商环境的重要环节，一些城市已有积极探索。辽宁省沈阳市编制了基层政务诚信评价标准。河南省鹤壁市出台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实施方案、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推行政府部门服务承诺制，全面提升政府公信力。2022年，杭州市出台了《杭州市涉企补偿救济实施办法（试行）》，针对行政机关因政策变化、规划调整而不能履行合同的相关情形，启动行政补偿程序，落实政府承诺，维护企业权益，体现信用建设和营商环境的双向赋能。

      中小企业是稳增长、促就业、保民生的重要力量，也是体现城市经济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一些城市让信用手段成为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打通中小微企业融资“最后一公里”的有效解决方案。

      在广州，“信易贷”平台创新开发“餐饮贷”“物流贷”“茶商贷”等金融产品，大幅提升贷款服务效率。开发“抗疫专区”，上架信用产品达18款，贷款利率平均5%，最低年化利率2.5%，有效减轻企业经营压力。目前，平台注册新用户达61万，促成放款金额超1600亿元。

      杭州市运用基于信用的线上惠企资金平台，累计服务市场主体66万家次，通过线上快享的兑付平台兑付各类惠企资金292亿元。

      与会专家认为，我国已经基本构建了市场化的信用信息全流程、全链条业务生态，接下来应该进一步拓展社会信用的应用场景，比如从中央到地方要推动在市级层面的社会信用联合惩戒业务清单、设立豁免行为的清单和重点关注的清单、优化失信监管制度以及建立市场全生命周期守信激励措施等。

      如何让信用更好地服务城市治理？商务部研究院信用研究所所长韩家平提出，随着信用体系建设快速推进，大家发现信用机制在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方面效果显著。但是，在实践中也出现滥用信用惩戒的现象，导致公众信用制度泛化、失信名单泛化以及信用修复难、权益保护不到位等问题出现。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民商经济法室主任王伟认为，泛信用化表现在公共信用信息纳入的范围过于宽泛、失信惩戒的过罚不相当、失信惩戒不合理、不关联甚至连带惩戒等问题，还有一些地方和领域对黑名单的应用过多过滥等。此外，还存在对信用主体的权益保护不足、对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保护不够、信用修复的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

      针对城市信用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与会专家认为要加快推动社会信用立法，通过法律进行规范，保障信用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