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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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5日,“如何推动城市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成为第四届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上热议话题。与会嘉宾认为,城市信用体系高质量发展要打好基础、拓展应用,把信用建设融入到城市治理、营商环境和共同富裕的建设中去。

      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邓毛颖在介绍信用体系建设成果时表示,广州信用体系建设坚持做好基础支撑,从建设平台网站、完善信用数据归集共享机制、开发“嵌入式”信用信息一键查询数据接口等多方面出发夯实信用体系“四梁八柱”,提升信用信息枢纽的载体和服务功能。

      据介绍,广州累计归集信用信息数据总量超过71亿条,实现全市常住人口和企事业单位信用记录全覆盖。为便利信用信息服务,“穗好办”APP上线了公共信用信息全生命周期服务,实现了信用信息“指尖查”,异议申诉“零跑动”,信用预警“云上送”。

      通过信用体系建设推动“放管服”改革,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是很多信用体系建设领先城市的重要做法,主要体现在应用信用手段有效衔接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推动政府监管更加精准。

      杭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振峰介绍,杭州结合数字化改革,把信用应用和监管执法有机结合,搭建基于信用的数字驾驶舱,以信用评价结果定位高风险市场主体类型,实现守信无事不扰、失信重点监督的精准靶向监管模式。

      在杭州,行政执法部门对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开展分类监管,信用优秀的实施免检举措,对信用方面存在问题的加强检查力度。在政府采购领域推行合同履约信用评价,评价优秀的企业免收履约保证金。

      广州市越秀区在创新信用应用赋能政府靶向监管上也有积极成效。广州市越秀区委副书记罗光华介绍,越秀运用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和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创新打造企业信用码,以绿、黄、红三种颜色为辖内23万市场主体标识信用状况。一方面为守法诚信企业建立“包容监管企业库”,依法依规实施触发式包容监管,只有当企业达到高风险、较高风险等级才被纳入抽查名单;另一方面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并依照清单采取轻重适度的惩戒措施,确保过惩相当。

      政务诚信也是优化城市营商环境的重要环节,一些城市已有积极探索。辽宁省沈阳市编制了基层政务诚信评价标准。河南省鹤壁市出台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实施方案、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推行政府部门服务承诺制,全面提升政府公信力。2022年,杭州市出台了《杭州市涉企补偿救济实施办法(试行)》,针对行政机关因政策变化、规划调整而不能履行合同的相关情形,启动行政补偿程序,落实政府承诺,维护企业权益,体现信用建设和营商环境的双向赋能。

      中小企业是稳增长、促就业、保民生的重要力量,也是体现城市经济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一些城市让信用手段成为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打通中小微企业融资“最后一公里”的有效解决方案。

      在广州,“信易贷”平台创新开发“餐饮贷”“物流贷”“茶商贷”等金融产品,大幅提升贷款服务效率。开发“抗疫专区”,上架信用产品达18款,贷款利率平均5%,最低年化利率2.5%,有效减轻企业经营压力。目前,平台注册新用户达61万,促成放款金额超1600亿元。

      杭州市运用基于信用的线上惠企资金平台,累计服务市场主体66万家次,通过线上快享的兑付平台兑付各类惠企资金292亿元。

      与会专家认为,我国已经基本构建了市场化的信用信息全流程、全链条业务生态,接下来应该进一步拓展社会信用的应用场景,比如从中央到地方要推动在市级层面的社会信用联合惩戒业务清单、设立豁免行为的清单和重点关注的清单、优化失信监管制度以及建立市场全生命周期守信激励措施等。

      如何让信用更好地服务城市治理?商务部研究院信用研究所所长韩家平提出,随着信用体系建设快速推进,大家发现信用机制在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方面效果显著。但是,在实践中也出现滥用信用惩戒的现象,导致公众信用制度泛化、失信名单泛化以及信用修复难、权益保护不到位等问题出现。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民商经济法室主任王伟认为,泛信用化表现在公共信用信息纳入的范围过于宽泛、失信惩戒的过罚不相当、失信惩戒不合理、不关联甚至连带惩戒等问题,还有一些地方和领域对黑名单的应用过多过滥等。此外,还存在对信用主体的权益保护不足、对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保护不够、信用修复的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

      针对城市信用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与会专家认为要加快推动社会信用立法,通过法律进行规范,保障信用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