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体系的良好运行，需要社会各方的普遍参与、协同共治。遵循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发展规律和内在要求，《条例》强化了信用协同治理。如第10条关于长三角地区社会信用合作示范区建设以及与其他城市开展信用合作的规定；第27条关于开展社会信用监测预警防范和化解社会信用风险和其他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规定等。

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不能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尤其是针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条例》突出问题导向，对相关重点领域的信用体系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例如：针对社会关注的政务诚信问题，第7条规定建立政务诚信监测治理体系健全，建立健全政府严重失信事件责任追究制度，突出了政务诚信作为“第一诚信”的理念和要求；第9条规定，建立健全信用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信用记录公开机制，明确了对信用服务机构的诚实守信要求，有利于推动市场化信用服务机构合法、合规、诚信经营。第32条规定的破产重整企业信用修复问题，在其他地方的信用立法中较少进行规定，《条例》回应破产重整的实践需要，对此予以了明确，为破产重整企业尽快修复信用，推动重整进程，优化营商环境，奠定了扎实的制度基础。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涉及到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在信用信息的采集、归集、共享、披露以及失信惩戒、守信激励等过程中，都可能会对企业或个人等信用主体的权益产生影响。《条例》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特别是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立法，结合浙江省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部署和要求，突出了对信用主体权益的保障。例如：第11条关于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制、第13条关于失信惩戒等相关规定，对公共信用信息的纳入、失信行为的认定、失信惩戒措施等进行了严格规范。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第14条规定：对受自然灾害或者疫情等不可抗力影响导致的违法违约行为以及非主观故意、轻微违法违约行为是否属于失信行为，应当宽容审慎进行认定、记录，体现了善意文明执法的理念；第14条关于处理自然人信用信息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第31条关于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授权强制授权或者一次性授权终身采集、使用自然人社会信用信息的规定，突出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回应了社会对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高度关切。

杭州市的数字经济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杭州市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在数字时代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前瞻性的尝试和创新。《条例》反映了数字时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科技融合发展的要求，依靠科技赋能信用建设，依靠信用助推科技发展。例如：第21条中关于利用相关信用数据和信息，制定信用指标体系、评价模型，开展行业信用评价，要求算法体系、评价模型、算法技术和行业信用评价等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令人耳目一新。第28条关于鼓励金融机构、产业平台、企业事业单位利用数字化手段开展技术创新，拓展应用市场和服务范围的规定，体现了科技赋能信用建设的时代要求。